屯堡作为独特的历史遗存，其建筑既服务于战斗、防御等军事需要，又是屯堡汉族族群在坚守中原文化、江南文化过程中，与西南地区其他民族文化杂糅融合的微妙表现，还是明清民族地区屯堡汉族族群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屯堡建筑的独特风格，与当地600余年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密切关系。屯堡建筑风格样式的微妙变化，也映射出其中潜藏的屯堡汉族族群历史、文化、生存发展的脉络。屯堡汉族族群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与清代迁入贵州的汉民族族群的关系，清中晚期当地的社会变迁，他们自身经济文化等发生的变化，都可以从屯堡建筑的细微改变中找到端倪。
屯堡：亦军亦农的屯聚
(资料图)
600多年前，明王朝平定西南后，在贵州设立卫所、立堡屯田、保卫中原入滇孔道。因此，贵州屯堡的政治、军事属性是第一位的。明晚期至清，随着卫所制度崩解，新的汉族移民来到贵州屯堡地区，屯堡汉族族群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屯堡建筑形制也随之改变，展现出其与少数民族杂糅共处，同时希望融入新汉族移民文化圈的努力。多重动态变化的建筑形制，成为某种文化载体，折射出屯堡汉族族群在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新老移民之间博弈、融合及发展的结果。
屯堡建筑的总体特征，其一是军事文化特征。“屯”属屯田，《汉书》有“屯田渠犁”句；而“堡”则为军事镇守且兼驿站：《明实录》载洪武年间“每堡置卒二百人戍守，且令走递”。从清朝时记录的安顺地区“屯”“堡”地名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功能之不同，部署位置也不同。安顺辖区内最贴近安顺也最靠东面的普定县所辖马军屯、刘仁屯、宋旗屯等共78屯7堡，而位于普定县西南的镇宁县（古称镇宁州）所辖四旗堡、刘官堡、半山堡等90堡2屯。打开贵州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镇宁的位置更靠西面，距离少数民族地区更近，负有镇守之职，因此其所辖的“堡”远多于“屯”；而普定地近安顺，守土之责没有那么繁重，因此“屯”远多于“堡”。可见越靠近贵州西面，屯堡的堡垒功能越强，而越靠近中原腹地的方向，则生产功能越显，各自界限比较明显。
其二是主流文化特征。屯堡建筑体现了明清两代的主流文化美学特征。这样的建筑美学倾向，是屯堡汉族族群文化自觉的结果。费孝通曾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清时屯堡建筑保留部分明朝风韵，同时融合清朝审美、新汉族移民审美也正显此意。
以历史时间为经，以建筑样式的变化为纬，可编织出历史上屯堡汉族族群生存状态的细致图景，走进屯堡横越600余年的沧海桑田。
屯堡：防战止战的堡垒
明中期以前，屯、堡位置皆在平坦的驿道两边或水源好、产出多的地方，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所谓屯堡选址“依山不靠山，临水不傍水”，就是充分考虑了战争需要：既要背依大山，战斗时可登高瞭望、观察敌情，同时解决战斗时的后顾之忧，但又不能紧靠山体，以避免敌方将自己逼入退无可退的绝境。既要选择水源充足之地，便于屯田灌溉、生活用水，但又不能过分靠近水源，以免和平时期遭遇洪水泛滥之灾、战斗时遭遇敌人决水冲灌之险。从目前保存较完整的屯堡村寨规划看，其防战、止战的堡垒意图十分明显。
布局上以轴线式布局和点线面分割布局为主。采取轴线式布局的村寨一般有明显的防御方向，整个村寨用轴线切割成两三份，轴线顶端是寨门。当敌人进攻时，可将兵力通过村寨街道机动调配，迅速部署到位。采用点线面分割布局的村寨，以寨中央空坝为点，向外辐射出纵横交错的小巷（线），小巷分割民居为各自独立的区域（面），每条小巷既能单独防御又可相互配合形成整体防御。
建筑整体设计可攻可守，敌弱则聚而歼之，敌强则燃放烽火待援；寨中有粮食有水源，小巷复杂、城垣坚固，可坚守数日无忧。与我国古代传统的亲缘族属聚居的普通村落民居不同，屯堡石屋设计得低矮坚固，军事堡垒的作用更为明显，石屋之间互为犄角，守望相助。孙兆霞在《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一文中认为，这是由于“在军屯的特殊环境里，第一代屯民是由军队建制召集而来，只有军衔等级之分，而无亲缘族属之别”。
在屯堡设立初期，屯军的职责是要实现明王朝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保障贵州及由贵州入云南的道路安全、畅通，其居住环境和整村状态较为封闭，同时由于屯堡在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先进性，与当地少数民族间的交往可能较疏离，屯堡区域难免于常年动荡。明万历《黔记》谓“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卫所存则道路通，卫所陷则道路塞。从这时的建筑形制可看出，屯堡汉族族群较当地少数民族而言相对安全富足，但仍处于较为紧张和隔离的生存状态。
屯堡：族群文化的认同
明卫所制度销蚀瓦解后，有屯军逃至少数民族村寨生活，也有少数民族居民租种汉人土地，民族间隔离的状态开始松动、崩解。清初，屯堡汉族族群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缓和，但由于他们“前朝遗民”的身份，其总体政治地位在当时低于新迁汉民族群，而与当地少数民族等同。这种遭遇的趋同，使“汉夷杂处”局面进一步扩大。《黔南识略》载：“安平县……通属村寨皆汉、苗错处。”《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中也有“安顺府亲辖地，五所十四枝……镇宁州编枝十七”等描述。屯堡汉族族群与少数民族的居住空间逐步演变成“大杂居小聚居”的错处形态。因此，屯堡汉族族群得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贸易。成书于清康熙初年的《滇行纪程》记载，屯堡中心的安顺“贾人云集，远胜贵阳”，间接反映清初屯堡汉族族群经济状况改善的生存状态。屯堡建筑也逐渐转变，出现了主流文化美学表达的倾向。如天龙屯堡崇尚诗书传家，窗棂多用冰裂纹，寓意十年寒窗；而本寨生意人较多，窗棂则以体现福气致祥的“卍”字花纹为多。最为典型的是门罩上吉语类的福（蝙蝠）、禄（梅花鹿）、寿（麒麟）、喜（喜鹊）等，都属正宗传统的汉族雕刻图案。
葛兆光在《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一文中说：“‘认同’并不仅仅依赖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赖于什么可以是他们共同信赖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毛佩琦在他的《回到原点，从历史出发》中提出：“标榜自己汉人的身份，提高内部凝聚力，强调内部文化共性，一致对外、抗衡外界日趋增加的安全压力。”此时的屯堡汉族族群，用建筑样式的改变，代表了其生存状态的改变：对外彰显汉文化的优越性；对内强调文化的同一性，产生了内向文化认同。
屯堡：历史演绎的沉淀
清中晚期，因社会动荡，屯堡建筑的军事防御性质再次得到加强，藏区传来的“碉楼”也进入屯堡——也有学者认为屯堡的“碉楼”来源于明朝的“望楼”建筑，因当时战争的需要加以改造，遂成今天所见的碉楼形制——姑且录此存疑。碉楼一般用作屯堡防御建筑的连接点、瞭望点、火力点，战时可瞭望警戒，可作为战斗指挥部，可供居民避难；和平时期则用于防备盗匪，屯粮储物。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奉朝廷令，施行“坚壁清野”法。这一政策鼓励民间自保，促进村寨堡垒化，安顺屯堡碉楼大量出现，并持续至民国。安顺屯堡“云峰八寨”之一的本寨村，有七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高大碉楼，将整个村寨置于其保护之中。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碉楼等“新式”屯堡建筑早已不复屯堡初建时的荣光，不再是先进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代表，转而变为保境安民、乱世图存的工具。既要抵挡太平军、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反复奔袭，又要抵抗当时腐败政府的强取豪夺，只能在石质碉楼里艰难求生。当时的新迁汉民族群称呼屯堡汉族族群为“凤头鸡”，从这一略带蔑视意味的称呼可知当时屯堡汉族族群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费孝通先生虽明确当时的屯堡汉族族群是“汉裔民族”，但同时也认为其属于“汉族下位集团”，这无疑是屯堡汉族族群发展中的“至暗时刻”。
屯堡建筑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达着传统文化的沉淀与演绎。屯堡的建筑非筑于一时，非筑于一世。它折射出的是屯堡汉族族群当年在贵州的生存状况，是时移世易下屯堡汉族族群的坚守和变通，是屯堡汉族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存状态，它矗立无言，却凝固着人文历史的桑田沧海、万语千言。
（作者单位系贵州广播电视台）
《中国教育报》2023年05月2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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